重返江城何伟在涪陵看到变革的慢船驶过历史

-年，27岁的美国青年PtrHsslr带着成为作家的梦想，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到长江边的小城涪陵当英语教师，同时开始学习中文。两年后，他把这段经历写成《江城》（RivrTown）一书。

涪陵是我认识中国的地方，也是让我成为一个作家的地方。在那里的两年生活经历是一种重生：它把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过去几年间，我察觉到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社会产生了一种新的好奇感。我认为那反映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受教育的人数增加了很多很多。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更渴望对自己国家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一番评价。

中国读者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中所包含的复杂性，也理解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聚集于几个特定具体的地方进行探究……我希望我写的几本书能够起到一点作用，让人们读懂这个令人目炫神迷的国家。

年《江城》在美国出版，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10年后，《江城》中文简体字版在国内出版。年，何伟重访涪陵，3月号《国家地理杂志》刊登其报道，并且配发英国女摄影师AnastasiaTaylor-Lind的14张摄影作品。

何伟在《江城》后记写道：

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

年，也就是《江城》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年，三峡大坝一期完工后，不断上涨的江水将陆续淹没那些江畔之城，这多少令我有些伤感。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

《江城》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在年至年间，我学会了热爱涪陵。能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

城里的一些变化让我有点怀旧，甚至还有一些伤感，因为我记忆中的那个地方一去不复返了。不过，最重要的精神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更生感激之情，感谢我曾有机会在上世纪90年代在那里生活过。我相信，那是一个寻常的时刻，涪陵是一个不寻常的地点——一座一切都处在变化边缘的城市。

年9月，何伟在“一席”（）演讲时说，

“现在有很多中国记者和组织对非虚构写作感兴趣，我觉得这也是特别愉快的，中国人对自己的社会比较感兴趣，开始反思。我对未来的中国记者和组织抱有期待，因为他们了解自己的国家比我深得多，他们的汉语水平也比我高多了，他们也可以很自然地与人交流，所以我是比较乐观的，我特别想看未来的这些书。”

何伟「奇石」

涪陵巨变｜《国家地理》撰稿人笔下的中国江城

RturntoRivrtown

Fbruary18,

导语：年，美国人彼得?海斯勒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来到长江边一座安静的小城涪陵教英语。如今，他故地重游，发现这里的风光还有从前的学生都完全变了样。

许多新的建筑耸立在乌江之上。

撰文：彼得?海斯勒

摄影：阿纳斯塔西娅?泰勒-林德

翻译：朱珊

此时此刻，在长江深水下正进行着一次绝佳的电话采访，尽管黄德建是为数不多参与此次采访的人。作为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负责人，如今黄德建的手机经常在尺深的地下响起。这个博物馆是对涪陵这座小城最直观的诠释，游客们想要参观的话需要乘坐电梯才能到达底下，电梯被铁管包住，长达尺，俯瞰它时就好像是一根巨型稻草插进了泥泞的长江底。

游客在年地方官员张师范刻于白鹤梁上的一条石鱼前合影留念。三峡大坝竣工前，这条石鱼被迁走以防止被水流所磨蚀。

“这是三峡库区里耗资最为巨大的博物馆，”黄边说边接起电话。他的电话铃声很有趣，是一个女人急促的声音，在不停地重复着说“加油，GO,GO,GO,GO！”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馆长站在位于长江水面之下40米深处的观景长廊里。

在我上一次见到黄时，这里还是一片干旱的土地，这座耗资三亿四千万美元的博物馆还不存在，而且三峡水坝工程也依然在距地面英里的长江下游中建造着。在我还是和平部队志愿者的时候，我于年来到涪陵，在当地学校教书，一直到98年离开，那个时候，涪陵人口大约,，以中国人口标准来看，这真的是一座小城。尽管当地人很少谈论三峡水坝，但是他们大多数都很支持这一巨大工程。该工程计划于9年完工，对于一个已经产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地方来说，三峡水坝的建成无疑又将成为这个地方另一个不朽的伟业。中国改革开放起始于年，但是直到90年代中期，自由市场的概念才开始真正在诸如涪陵这样的小地方盛行。当地人也逐渐适应了那些势不可挡的巨大变化，比如政府分配不复存在，房屋私有制等等。

那些年，白鹤梁让我对浩瀚时光有了一个不同的认识。砂岩地带只有在冬天水位下降时才会显现。在古代，低水位季节对于船夫来说非常危险，因此有人在白鹤梁的一边刻了两条鱼，作为测量水位的记号，以便划船者知道何时驶进浅水区和下游急流处。

当地人把这两条石刻鱼视为好运的符号，也因此有了这样一个传统，每年石刻鱼浮现的时候，他们都要在那里刻上一条讯息。史上关于雕刻的记载最早开始于公元年，也就是唐朝时期。由于这一传统，最后大约有30,多个汉字刻在这座岩石上，而且这些信息的雕刻技艺十分高超，不仅笔迹华美而且有一种咒语般的韵律感：“江水退，石鱼现，即年丰稔。”

90年代时期，进入白鹤梁要收取三块钱的门票，大概35美分，进去之后，会有一个处于打渔淡季的渔夫划着一条摇晃的小船带着旅客游览。黄德建就曾经坐在这山脊上，裹着他那件当兵时穿的军大衣，一坐就是几小时。他会看着这山脊下的水位，告诉你最有名的雕刻在哪里。在我上一次游览中，也就是年1月30日那一天，长江水位比它在公元年第一次被测量时正正好好高了2英寸。仅仅两英寸的高度，却花费了历史年，同时也让这个历经沧桑的古国借由改革开放焕发出另一番辉煌光景。

时间对这条古江似乎别有优待。长江依然保持着它固有的生物周期，生命沿着江堤以历史的直线不紧不慢的进化演变。自然和人类这两种时间的产物，造就了白鹤梁，也给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水位下沉时，文字显现，你会发现所刻的讯息和日期都整齐地排列在岩石上。而不久之后，春天的来临使得山上的积雪融化，积雪化成的水流入江里，水位又会再次升高。而在那时，历史的痕迹不复存在，一切都恢复如初，这条历经变迁的长河默默无言的继续奔流，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现今，三峡水坝已经关闭，长江不再像以前一样肆意奔淌。在涪陵周围，有一座大约3英里长尺高的堤坝围护着它，使它免于遭到高水位水库的冲击。白鹤梁博物馆建造在这座巨型堤坝的一边。今天黄德建带我来到这座水下宫殿，它的通道口直对着水下的白鹤梁。当我一想到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和这些我正在亲手触摸的雕刻，我就一种恍如梦境般的不可思议。但是这些雕刻上的文字似乎有着不同于今天的含义：“河流正中的城楼，永不停歇的江河”。这些冥躺在水下20英寻深的碑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问黄德建是否感到一丝失落时，他笑了笑。他那些裹着军大衣坐在长江边冰冷石头上的日子早已过去，现在的他穿着一套笔挺的灰色西装。除了忙于这那些应接不暇的电话，他误把我的到访和中国中央电视台摄制组混为一谈。黄德江自豪地告诉我，“阿斯旺水坝也无法做到我们这样，因为在那里开始建造水坝之前，埃及当局可不需要花费精力迁移它们的历史遗迹，而我们需要，所以当我来到这里时，我一点都不觉得失落，反而为我们能做到这些而骄傲，这是一种成功，我们可以在保护白鹤梁这个重要历史遗迹不受破坏的基础上顺利建造山峡大坝。”说完，他就转头别过电视组，不用说，他的现代咒语又响了起来：“Go,GO,GO,GO！”

***

　　涪陵地处长江和乌江交汇处，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里安谧宁静又与世隔绝，既没有公路也没有铁路，乘坐长江渡轮到达最近的大城市重庆需要七个小时。人们从没见过外国人——我如果在城里吃午饭，经常会引来30个围观者。整座城市只有一部电梯、一家夜总会，没有交通信号灯。我认识的人里面没人拥有汽车。在我教书的学校里只有两部手机，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告诉你手机的主人是谁：最高职位的官员——书记，和率先投身私营企业的一位美术老师。

学生们在新校园的运动场上大声朗诵练习外语。年彼得?海斯勒开始在涪陵教学时，中国只有万大学生，如今已经超过2万。

　　涪陵师专当时只是一所三年制教育机构，地位接近中国高等教育的最底端。但是我的学生对于拥有这样的受教育机会心存感激之情。他们几乎全部来自没什么教育传统的农村家庭，许多人的父母都不识字。而他们所学的专业是英语——这对于一个20世纪大部分时间处于封闭状态的国家来说是迈出了一大步。他们在文章中写到了自己默默无闻、一文不名的生活，但同时也充满了希望：“我的家乡并不出名，因为这里既没有著名的物产和人物，也没有什么著名的景观。我的家乡缺少有实力的人物……我将成为一名教师，我会尽最大努力培养许多有能力的人才。”“中国有句古话：‘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这就是我们的感受。今天，我们努力奋斗，明天，我们就能为国家作出贡献。”

　　学生教会我许多东西，其中包括来自农村意味着什么。改革开放年代初期，广大中国人都还生活在农村，从那以后，大约1.55亿人口移居到了城市。许多学生用感人的笔触写下了他们的亲戚在这一迁移过程中的奋斗历程。他们还让我认识到了中国贫困问题的复杂性。我的学生不富裕，但是他们很乐观，并且拥有很多机遇，这样的人是不能被看作穷人的。涪陵这座城市本身也难以定义。修建三峡大坝这样的事情在一个真正贫穷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国家报道称项目总投资亿美元，而一些非官方的估测数据还要高得多。但近年来的贫穷生活使得当地人更容易接受大坝，我也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惜一切代价地渴望发展。那时候，我的房间经常断电好几个小时，而对煤炭的过度依赖也导致了严重的污染。

涪陵地处于长江和乌江交汇处，是受三峡大坝影响被全部或部分淹没的大约个城镇乡村之一。

　　“和平队”的任务完成后，我回到了位于美国密苏里州的父母家中，并且试着把在涪陵的经历记录下来。页的手稿完成后——我给它起名《江城》——我把它寄给许多经纪人和出版商，几乎所有人都回绝了。20世纪90年代时，大多数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一位编辑坦诚地说：“我们认为没有美国人想要读关于中国的书。”不过我最终找到了一位出版商，而这时我开始担心涪陵当地人对这本书会有怎样的反应。

绵延超过两公里的三峡大坝。这座大坝是世界上最大的混凝土建筑——其宽度是胡佛水坝的五倍。

　　中国人一直对外国人所描绘的中国形象非常敏感。即使在偏远的涪陵，我也曾听到人们对一些他们认为着重描绘中国贫穷状况的书和电影表示愤怒。开始编辑初稿时，我给我的学生艾米莉也寄了一份，她的大多数回应是积极的，但有时听起来有一丝失望：“我觉得读完你的作品没人会喜欢涪陵这座城市。但我无可抱怨，因为你所写的一切都是事实。我希望随着时间的发展这座城市会变得更具吸引力。”

体育馆在内的大部分老校区不再使用，等待着在市场上出售。

杨芳林重游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读的教室，做学生时她根据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名字给自己取名艾米莉。

　　既想尊重事实，又想刻画出一个处处完美的涪陵，平衡这两者似乎不太可能。我希望表达出我对涪陵的喜爱，但关于污染、大坝以及作为外国人有时会遇到的问题，我也必须实话实说。最终，我接受了那座城市也许不会再欢迎我的可能性。但我没想到那里会发生如此迅速的变化。到年初《江城》出版时，涪陵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已经竣工，长江轮渡已被淘汰。随后还会建设两条新的高速公路和三条铁路。由于三峡工程，中央政府的大笔资金流入涪陵，随之而来的还有长江下游即将被吞没的城镇的移民。（重新安置人口总数超过万。）十年间，涪陵的城市人口几乎翻番，原来的涪陵师专变成了新的四年制大学，也有了新的名字——长江师范学院。随着高等教育院校大规模扩招，该校学生规模从0人增长到17多人。与此同时，美国人对中国产生了新的兴趣，《江城》也意外成为了畅销书。我听说了在涪陵出现了非官方的翻译版本，只有官员可以看到。但是政府对此书的评价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

这次重回江城是我5年多来第一次回来，也是我第一次收到高级官员的邀请。在涪陵区政府办公室里，我在等副局长刘康忠，在他到来之前，已经有8位官员坐在那里等待。他们坐在会议桌的一侧，我则一个人局促地坐在另一侧。我试图与他们闲聊，但是这种尝试显然失败了，气氛陷入尴尬的沉默，我意识到即使是在这样一个火速发展的新兴城市，在某些特定时候，时间依然过得很慢。

终于，其中一位官员清了清喉咙问道，“你这本书已经卖了一百多万本了吗？”

这不是我所期待的问题，不过答案倒是很容易：没有。

“你们准备把它拍成电影吗？”

我说，有关于这发面的讨论但是没有太多其它进展。

“现在要把这本书拍成电影应该比较困难，”这位官员继续说。“涪陵早就不再是你住在这里时的样子。取景肯定很困难，因为你们很难找到相似的场景。

副局长终于到了，他进来的时候，每个人都站了起来。他年约50出头，不过看起来要年轻一些，衣着讲究，黑色的头发上了发胶。他依次给他的下属们发了帝牌香烟，然后开始了我们的谈话，他列举了一些只有在中国才能听到的数据。比如，过去五年来，涪陵的GDP值以每年20%的比率增长，政府准备到年为止再接纳,居民。新建的工业区已经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企业，包括那些生产汽车电瓶和电脑的公司。当地所有的出租车和公交车使用的都是天然气以减少污染。在涪陵西区，政府正在致力于打造一个新型卫星城市，建成后，整个城市将会比我记忆中的扩增三倍。

“我们已经开始放眼看世界，”刘说。“70年代，在我还在上学的时候，我们甚至很难和外界联系。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我们也学会用外国人的视角去看待问题。我读过你的一些书，”他继续说道：“谢谢你的宣传（原文词汇为汉语拼音xuanchuan）。”关于xuanchan这个词，比较微妙，我个人认为可以把它理解成“宣传”，也可以理解成“鼓吹”。副局长笑着继续说，“涪陵是让美国人更好了解中国城市的极好教材。”

作者出于虚荣心希望作品可以永恒，但涪陵提醒我，文字就像水银一样，其意义随着不同时代、不同视角而变化——就像白鹤梁一样，如今那些出现在水下博物馆里的铭文有了不同的意义。今天任何一个读到《江城》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实力已十分雄厚，三峡大坝业已竣工，而这些都使人们看待书中故事本身的视角发生了改变。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年时的涪陵居民对这本书的看法了，因为这些人同样发生了改变。中国都市人有了新的自信，外面的世界似乎不再遥远和令人畏惧。人们的生活变化如此迅速，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在人们看来已经像是怀旧的黑白照片。最近，艾米莉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相隔遥远的时空来看，书中的一切，甚至那些脏乎乎、打了蔫的花朵都变得赏心悦目。”

涪陵的重庆百货大楼迎合了不断增长的都市消费者的需求。

孩子们在涪陵新体育馆旁边的公园打乒乓球。

***

　　一天晚上，我和黄小强、冯小琴夫妇还有他们的家人一起吃晚餐。两人过去经营的一家面馆是我的最爱。年，黄小强取得了驾照，他对我说希望有朝一日能买一辆汽车，就他当时有限的家庭收入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今晚他开着一辆新的黑色比亚迪轿车来旅馆接我。开到餐馆不过两个街道的距离，接着我们又驱车到他家，也只有两个多街道的路程。车程虽然很短，但是车上的DVD播放器却一下没少用。

黄家广受欢迎的面馆在涪陵再开发的过程中被拆除之后，他们找到了一个新营生。“两年内这里会全部建成高楼，”黄小强说，“他们都会需要瓷砖的。”

　　晚饭过后，他坚持开车送我回旅馆。他对我说，他的妻弟不会说英语，靠着一本字典读了《江城》。他逐字查阅，花了两年时间。“你在书里写到我最大的梦想是拥有一辆汽车，”黄小强说，“这已经是我的第三辆车了。”我问他现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们说话这会儿，仪表板上的DVD屏幕上正放着一群身着迷你短裙的姑娘蹦蹦跳跳的唱着《爱笑的眼睛》。“我没什么其他需要了，”他最后说道，“拥有一辆汽车曾是我最大的梦想。如今我们已经拥有这些重要的东西了。”

只有当你深刻地在中国居住过以后，你才会发现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给中国塑造了一个多么光鲜亮丽的外表。但是这也让我第一次想到是否涪陵也会引发同样的错觉。这座城市隶属重庆自治区，由于三峡大坝建造于这里，所以它能获得比其他地区更多的国家资金。在我的访问期间，重庆市的一把手是以做事果敢著称bo。他与警察局长王li军联手，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政手段，取缔了犯罪集团整顿了执法机关的腐败风气。作为他们打击犯罪计划的一部分，像涪陵这样的地方都建立了一个运作透明的警察局，保证群众到访一定能得到接待。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新政治举措，但是在中国，能够做到这样确实相当不易。我访问了几个警察局，那里都在忙着解决街头打架之类的问题。我每去一个地方，人们都在跟我谈论bo的改革，我开始意识到我从来没有到过一个地方是像这里的人们一样如此赞誉他们的政府。

但是你不用走太远，就会看到另一番景象。虽然涪陵再也不是当初那个贫困落后又封闭的小地方，但是这并不代表其它更小的地区不存在这些问题。我以前的学生大部分都住在这些地方，他们在当地的中学高中教英语。他们的来信深刻提醒我中国发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亲爱的海斯勒先生，我很抱歉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我的家乡是位于重庆市开县的一个小乡村叫沂河。两天前，一道巨雷劈中我妻子的学校，7名学生不幸遇难，44名学生受伤。原本这里是有避雷针的，但是学校现在无力承担购买它的费用了。”

“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在广东一个工厂里工作了10年，她上个月回到泸州，结果被骗走了银行卡和密码......她损失了45,元（超过7,美元）。这是她这10年辛苦攒下的钱，原本是想用来回家盖新房子和支付她孩子大学学费的……她回到家哭了很久很久，两天后，她想不开喝老鼠药卧床自杀了。多么可怜呐，你能想象45,对于一位农村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在我的游览期间，我的15名学生为了一次重要的重聚回到了涪陵。他们互相告知了自己的最新情况。有一些就像他们的同代人一样迁移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有几个住到了沿海新兴城市，有一个在印度做生意，还有一个成了西藏地区的官员，负责宣传工作（正如我上文所说的，这xuanchuan两字看你如何理解了）。此外，他们当中的一位女同学这些年一直在主持一个很受欢迎的广播节目。另一位男同学经历颇丰，被学校辞退后，后来先是在青藏高原上玩越野赛车，接着又开起了出租车公司，现在成了一名百万富翁。还有一名学生因为贪污受贿而身陷牢狱。除此之外，有一位来自贫穷山村的孩子，他当时给自己起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英文名“WilliamJffrsonFostr”，他如今凭借辅导那些东区富裕工厂主的孩子们英语而有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生活。艾米莉现在在涪陵的一所小学工作。她告诉我他的表哥——那个曾经住在我学校的公寓但是高中就辍学的孩子——在那段日子里，他做过花匠。参与了很多园艺建造，后来得到很多承包合约，紧接着又参与到房地产中，现在他的拥有超过1,,的资产。

代晓虹为了向克林顿总统致敬给自己起名威廉?杰弗逊?福斯特，如今他在沿海的浙江省给来自企业家家庭的学生做家教老师。

陈正勇在农村长大，家里只有不到一亩地。他现在是一名教师，拥有一辆汽车、四套房子，还把女儿陈虹霓送进私立寄宿学校读书。

比起他们物质生活的变化，他们在心态思想上的转变更让我印象深刻。在学校里，老师告诉我，如今的大多数的大多数学生都是来自新兴中产阶级，思想相对而言更加成熟老练。有一天晚上，我在学校有一个讲座，进行到提问环节时，一位大一新生站起来问我，“你觉得中国可以在民主自由这两点上超过美国吗？”在我还在涪陵当老师那会儿，可没有学生敢在公开场合如此大胆地问这种问题。我给他的回答圆滑又诚实：这得取决于你和你们这一代人。

我也发现新一代中国人对剖析他们自己的社会更为感兴趣。艾米莉告诉我，他的表哥或许在物质上得到很大满足，但是她觉得金钱并没有让他更快乐。William注意到他的小辈们迁移到离家更近而不是离沿海城市更近的地方，这其实表明了中国内陆地区的逐渐繁荣。William和她的妻子最近决定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要第二个孩子。他在是参加完一个朋友的葬礼后做出了这个决定的。这个朋友只有一个孩子。“我不得不帮他的儿子一起抬棺材，”William说，“那个场景让我不禁去想等到我们都不在了，我的女儿就一个人孤零零的，那可怎么办。我想有个兄弟姐妹总归会好点。”

William的同学MoMony——另一个也给自己起了特别英文名的贫穷孩子——在重庆的一所精英学校当老师，同样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他对于城市生活的无情压力感到很矛盾。“生活竞争太激烈了，”他说，“我觉得中国正处于一种特殊的时代，目前我们正处于物质欲望极其膨胀的时期，我们不觉得这是错误的追求，只是当其他国家在中国之前走这一阶段时，中国人或许会批评他们，就像过去许多人都在批评美国资本主义，但是现在我们也在资本化。”

廖朝礼当学生时给自己起了个大胆的英文名字，莫?钱（MoMony）。

***

在涪陵，我搭乘着我另一名学生的全新SUV沿着长江驱车而行，他叫Jimmy。我记得以前坐船的话要两天才能绕完，但是现在行驶在这条美丽的新公路上仅仅需要三个小时。我们经过云阳和奉节，接着又到达新吴山。老城位于长江的下游很远的地方，而新建的地方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面貌。不过在过去几年里，这个地方遭受了数次山崩，有些人认为是水库里常年不断的水蒸发改变了当地的气候特征。学生们定期传来噩耗：“洪水侵袭了我们的学校，甚至淹到了我们教学楼的2楼。”在这次洪水之前也有两次大的洪灾。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三峡水坝工程。因为自从它开始建造起，重庆和四川就成了自然灾害的频发地。

“我想告诉你因为三峡水坝的建造，我们家会搬到别的地方去。我不知道我的村子会搬到哪里去……我们知道政府让我们搬走是因为山崩，但是他们表面上都说这是为了我们有更好的未来。”

就在我这段旅程结束不久之后，中国国务院就颁布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声明，坦率承认了三峡水坝的确在“环境保护，预防地质灾害以及重置社区安定方面带来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相关部门正在采取新的安全措施，不过这也提醒了所有人，三峡水坝并未真正完工而且永远不会。老长江的周期性洪灾依然潜伏在平静的水库表面下。

年3月，中国几十年来最大的政治丑闻在重庆爆发。bo，王li军这两个曾受广泛赞誉的风云人物突然受到严肃清查并且遭到一系列重大罪行的指控。王在四项罪名上被判有罪，包括滥用私权和收受贿赂。而bo被起诉了一长串的罪名，从“严重受贿到不正当男女关系，”而据官方政府报道，bo的夫人gu，更是在震惊中外的英国商人被杀一案中被判谋杀罪名成立。

bo和王现在被描绘成了中国政坛几十年来最罪恶滔天的不法之人。但是很多重庆人民却很不希望看到这一领导班子的下台。一个学生告诉我，在这桩丑闻发生初始，有早期报道称王将会被降职来负责教育，她所在的重庆院校的老师都很担心，因为多年来他们一直都挪用学生的午饭钱，现在老师们都害怕王来了之后会对学校进行一番彻底的整顿。我的学生们都认为，腐败这一问题是各个地方的共性，只是程度高低，每个地方都不可避免，但是至少bo和王的确为重庆做出了贡献。“王给了老百姓安定，而bo则给了我们希望，”她写道，“他们的确不完美，但是他们也的确干了实事做出了贡献。”

最后，王并没有被降职，而是被判以15年有期徒刑。我的学生告诉了我午餐贪污费用的最新情况：“在确信王立军不会再回来以后，我们收到了额外的款项。”

我的最后一站是巫山，在那里，我拨打了八年来的第一个电话。我没指望能够拨通：在快速变化的地方没人会如此长时间使用同一个号码。但是黄宗明接了电话，很快，我就坐上了他的船。宗明和他的兄弟宗国都是渔民，年6月大坝一期工程竣工时，我目睹他们从家园迁出。一周时间，长江淹没了整个区域，我感觉兄弟俩的命运注定要不可逆转地改写了。

黄宗国和他的父亲黄宜章在长江上的一段水域捕捞黄鲶鱼，如今这里水位上升了多米。

但如今我发现他们是唯一几乎保持原状的人。政府出资在长江支流大宁河岸上建了新房，但是兄弟俩更愿意像以前一样住在船上。他们仍自己造舢板，衣服依旧脏乎乎的。他们没去过什么有趣的地方。宗明不喜欢任何陆路交通方式，他从没坐过火车。

在巫山附近，黄宗国的孩子们在家里的渔船上玩耍。

如今，他们的船航行在以小三峡著称的大宁河上。我上次来访时急流很浅，而现在，由于新的堤坝和引水覆盖了从前的农田，河水深度已超过90米。我问宗明他对大坝怎么看。他说：“这条河还是过去更好看。”

这就是他的全部感想——是我听过的最简要的评析。兄弟俩告诉我，滩浅水急的上游依然是打渔的好场所。我们朝着那个方向进发。我静坐在船内，看着这片伟大的流域，想象有一个永恒的咒语，念做：气候宜人，水产丰美，川流不息。

渔网之下就是从前以土地肥沃而著称的叫花子谷。人们从前开玩笑说，叫花子这地方没有光棍。

《江城》

第三章白鹤梁

今天的长江，比年前那个仲冬的长江高两英寸。这中间的年份见证了其它的变化———五个皇朝的过去；蒙古人来了又去，满洲人，英国人，日本人；长城的修建与文g的破坏；大-跃-进与改革开放；三峡大坝从一个未成型的梦想成为中国最大的基建项目———但尽管有这些变迁，今天长江的水位只是刚刚比年高出两英寸。两英寸，在年间。

这便是白鹤梁所讲述的故事，它是大约七十米长的一条状沙岩石，坐落在涪陵的港口，有如一座临时的岛屿。每年，石梁最多能从长江泥泞的表面下浮出水面五个月时间，在冬天的旱季，而若该年异乎寻常潮湿的话，它根本不会亮相。而当它真的冒出来时，石梁乃是会说话的——它身上刻有二十二幅画，超过三十万个字。长江的四千英里长度中，其它没一个地方可比这里，人类留下如此鲜活的记录，记载了长江的生命。

没人确知石梁何时被用作记录，但几乎所有的雕刻都提到了一对石头鲤鱼，它们被刻在长江波动的水线位置。每条鱼都有接近两英尺长，一条尾随一条游动，朝向西方，它们的小腹连成一条线，显示出了当初雕刻它们时的低水位。在前面那条鲤鱼的嘴中，一朵莲花开放。这些鱼乃是在唐朝什么时候雕上的，在年之前，在那一年，有了第一段铭文提到了它们的出现。今天这个下午，长江的水位仅比鲤鱼线略高。

鲤鱼起初的目的乃是功用，而非艺术性的。对江上的船只来说，冬天乃是最危险的，当危岩和浅滩因低水位而暴露出来时。经过涪陵的船长可以观察白鹤梁，将水位和双子鱼相比较，从而预测出前方江面的情况。鲤鱼游动的位置不变，而江水总在波动；当地人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而这成为了长江每年的固定模式。

在许多年里，其他的朝代在石梁上留下了他们自己的刻录，绝大多数都提及了唐朝鲤鱼的回归。在双鱼的上方一点，一段北宋的刻文欢迎它们的出现，在年：“河水退却。石鱼可见。来年丰收。”十英尺上方，时间突然跃进了三个半世纪，来到了年，元朝的官员注意到了唐代鲤鱼的归来：“在涪陵石鱼的出现预示着大丰收，保障来年的官职。”

大多数的镌刻都跟随了这种仪式——看见鲤鱼的年份，跟着是丰收的预测，所有这些都以皇帝的名义刻下。这仪式的核心乃是此信仰，即唐朝鱼儿的出现和丰收相关，最终白鹤梁从水文探测工具，转为了自然世界神秘活力循环的甲骨文。而穿过这些无尽循环的，乃是人类历史的一条直线，当一个皇帝的代表接着另一个皇帝的代表留下了他们的镌文。

石梁不过是每年几十个的记录之一，以皇帝的名义留下的。他乃是天子，自然界不可言说的力量的代表，而这些力量的展现———一次地震，一场洪水，一次饥荒———征兆出天意在反对这位统治者和他的王朝。这皇帝内心震恐，为那些他所不能掌控的，不能理解的。是以他转向这些仪式，而涪陵的政府官员惯常地以他们的统治者名义在石梁上篆刻，尽管那岁月侵蚀的旧有段落验证了湮没的王朝和被遗忘的帝王。而每当春天到来，水位升起淹没了那些篆刻的文字，就是给出了明证，证明有些力量是帝王只能旁观而无法阻挠的，而他那荣耀的头衔，就和这些铭文一样，无非字句而已。

在白鹤梁的南端，停着三艘舢板船。船只乃是木制，由竹子和编织的芦苇做出拱形的顶棚。每个船顶的最高处也不超过三英尺，减低了风的拉拽，避免了一些复杂的结构，这些小船是没有龙骨的。船只轻而窄，舷缘很低，从吃水线到甲板几乎没有距离，而它们在江水的急流中容易操控。它们的设计自从人们在石梁上雕刻以来没有多大的变化。四个女人坐在船首聊天。她们全都穿着简单的蓝色夹克，而她们的服装，和船只一样，都是脏脏的。这些是住在舢板船上的江中人家；每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靠打渔为生，但冬天的鱼儿慵懒少动，这些船家就把时间花在石梁上。他们依赖于游客，用小船把客人来往摆渡于石梁和岸边。

今天是个假日，有超过五十个游客在砂岩上下游逛，读着那些铭文。偶尔他们会问些问题，石梁上有八个工作者，他们是被涪陵文化文物局派来的。其中两个人有考古方面的正规教育知识，其他的人员只是普通的工人，卖卖小吃，看管船只，给旅客跟梁上最大的那条鲤鱼合影，收取两块钱。

一阵寒风沿着河谷走廊吹来，工人们在小吃桌边挤作一团，颤抖着，喝些热茶。他们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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