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quo广场舞大妈rdquo

难道非要等这群低素质的人都老死了才能解决广场舞这个社会公害么？一位对广场舞忍无可忍愤然放出藏獒驱赶“广场舞大妈”而获刑6个月的怒汉网友对我说。

他的语调满含哀伤，并且绝望。

激励人生是我辈存在的意义所在，于是我正义而庄严的告诉他，放心吧，你熬不过她们。

01

“中国大妈”，一个现象级的存在。

力战黄金市场是其横空出世的标志性事件，同时成为“中国大妈”丑类定位的总开关。

舆论高度一致：“中国大妈”与义和团冲向洋枪洋炮一样，冲向了黄金，这不是大战，而是送死；她们热情而冲动，精力充沛而盲从，擅长利益计算而缺乏能力眼光。这既是“中国大妈大战华尔街”的结论，也成了“中国大妈”这个概念的固定内涵。“中国大妈”在得名的同时，也获得了由华尔街来映衬和定义的可笑性。“大战华尔街”既是“中国大妈”的诞生标记，也是其作为调侃、嘲笑、戏谑的对象的起点。在此之前，“大妈”虽然早已随网络时代青少年文化兴起而具有“过时过气”的意味，但还没有被赋予可笑的定义。每个人家中都有一个“大妈”，唠叨些罢了，落伍些罢了，但并非不可理喻。而黄金大战后的“中国大妈”，却突然可笑、不通情理起来。“大妈”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的形象隐喻。一直以来，“大妈”作为一个群体的总称时，都是一个略带贬义的中性词。她们大嗓门，爱扎堆，爱说闲话，爱搬弄是非，爱贪小便宜，有时还蛮不讲理，面目可憎，强凶霸道。对这些身材臃肿，风华不再的女人，人们即使说不上排斥，至少也不能称为友好。

在日渐步入老龄化的中国社会之中，这种将中老年女性定型化的文化现象尤其具有代表性。只是，“大妈”意象的流行实质上并未给这一群体带来太多乐观的可能；相反，中国社会变化的状态投射在大妈身上，促成了公众视野内中老年女性的丑角化、以及厌老症的流行。

02

近年来，“中国大妈”完美升级到“人类已经阻止不住的广场舞大妈”，正式成为中国理性人群的终极噩梦。

“广场上响着喜洋洋的音乐，一群半老的女人，穿着艳丽的练功服，喜气洋洋地扭动，扭得豪气干云。”这是一个外国记者眼中对“广场舞大妈”的描述。

“她们以宗教的姿态大跳广场舞，吵闹扰民，与居民对抗。她们在小区里跳，在公园里跳，在火车上跳，还在纽约、莫斯科、巴黎跳。这项以中老年妇女为参与主体的集体娱乐，在网络上的贬义色彩却越来越浓。广场舞大妈成了一个特殊群体，被网友——以城市年轻人为主——毫不留情地嘲笑。”

嘲笑的背后隐藏着愤怒。说起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广场舞积怨已久。它的负外部性给大部分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困扰。

噪音是最大的问题。广场舞的配乐从来不是什么悠扬美妙的世界名曲，通常是鼓点有力，旋律欢快，朗朗上口的“洗脑大俗歌”，而且必须要高分贝，才能烘托出喜气洋洋的热烈气氛。这就惨了周边还在活着的人。尤其跳广场舞的时间通常都在晚饭过后（现在的标配已经上升到早晚两场，据说还有三场的），这样一来，无论是疲倦了一天想要放松一下的职场白领，还是需要集中精力看书学习的学生，都不得不忍受吵破头的“魔音贯脑”。

用地也可能会产生矛盾，广场舞并不总是在“广场”进行，根据条件方便，有时是在住宅小区，有时是在单位大院，有时堵在地铁口，有时干脆选在停车场！更有甚者，还爆出过有大妈给汽车贴条，阻止车主停车的新闻。

据说在“广场舞大妈”的强势围攻下，有住户不堪其扰，被迫搬家，看得网友义愤填膺。难怪有网友吐槽：人类已经不能阻止“广场舞大妈”的脚步了，应该派她们去烦死金正恩！

03

实际上，“广场舞大妈”被那些饱受噪音伤害者报复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很多起。现在，从被放藏獒咬，被泼粪，升级到了她们被钢珠枪“枪击”。

这是怎样的忍无可忍无须再忍，这又是怎样的咬碎钢牙以暴制暴，不惜以身试法以期同归于尽！

是什么让“广场舞大妈”丧失了起码的人性？

多年前，伟大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也有过类似的举动。他曾经饱受一个女邻居噪音的伤害，结果控制不住把她推下了楼。

为什么会发生这类事情，为什么那些喜欢制造噪音的“广场舞大妈”，不愿意从心里面去体验一下噪音对于别人在精神上、心理上的巨大杀伤力呢？“广场舞大妈”是如何失去这种对他人痛苦的感受能力的？

社会底层的生活环境，固然可以让“广场舞大妈”比中上层更自然、更真实、更放松、更随意，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心理模式：很可能体验不到自己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的心理恶果。

我们处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里，尤其是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另外，各个阶层、群体所处的利益地位，多多少少和剥夺、被剥夺有关，也不太有利于健全的人性。

那意味着，很多人对外界的心理防御更强，对自己的精神、心理来说更具杀伤力，更没有安全感。

结果就是，搞得好像很多人对外界总有莫名其妙的恨。这种恨，总需要一个发泄对象。

一些人在内心深处，就要阻止自己去体验他人的痛苦，甚至会合理化自己行为对他人的伤害。久而久之，她们成功地扼杀了基于人性而对他人痛苦的感受、“共情”能力，在意识上退回到了童年，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伤害了。

有个“广场舞大妈”在清晨跳广场舞被指扰民时，竟然回应称被噪音伤害的人为什么不早起。

素质、道德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心理问题；而心理问题的背后，当然又是社会问题。但“社会”从来就不是推卸责任的借口。一个伤害了别人却装得毫无所知，甚至振振有词的人，一定已经先对自己的人性下了手。

04

基本没有接受过公德教育的“广场舞大妈”很难明白，尽管自己放松身心锻炼身体颐养天年的权利确实存在，但世界上并没有哪种权利可以无视他人权利，或者说权利自有边界。

相比跳舞权，休息权和免于被噪音打扰的权利更应被保护，在发达国家的居民区，人们对噪音甚至是零容忍。但在中国，这种权利的边界往往被忽视，甚至有人因为不堪其扰而卖楼搬家。

还有一个原因不可忽视，那便是广场舞背后的集体意识，以及年轻一代对这种集体意识的反感甚至警惕。“广场舞大妈”选择自己最熟悉的方式进行锻炼，而这种熟悉的方式恰恰来自她们的年轻时代，即红卫兵时代的表达方式。

比如广场舞习惯使用高音喇叭，这代人本身就有着诸多关于高音喇叭的记忆。文革十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机关、学校、工厂和农村都布满了高音喇叭，并且强制播放，习惯了批斗会的“广场舞大妈”们也崇尚“谁大声谁有理”，潜意识里有音量崇拜。

另外，红卫兵习惯在公共场合集体活动，广场舞也传承了这一点。至于无视他人休息，甚至通过大字报方式强行占领停车区域或者其他公共区域，进而为了“抢地盘”大打出手，某种程度上也有当年的武斗遗风。

广场舞更体现了“广场舞大妈”们对整齐划一的迷恋。在“广场舞大妈”的成长经历中，个体性被完全忽视，人都被作为“集体一份子”存在，个性不被允许，甚至是异端。

05

红卫兵一代又被称为“被耽误的一代”，拿一句流行语来说，他们可恨可悲又可怜。

他们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在最应该好好读书的年纪，他们陷入了集体狂热。在那个没有底线的时代，人性中最恶的一面也被激发出来，一个人可以批斗自己的父母师长，夫妻会互相举报压根没影的事情以求自保。

善恶观念、是非准则、道德约束，都被当成封建思想或资本主义思想。在政治运动中，那些捕风捉影的举报，莫须有的罪名，亲人间的反目，对老师和父母的批斗，批斗中的各种人格侮辱，武斗中的残虐，都使得耳濡目染的这一代人不懂得“底线”二字为何物。为了生存，他们甚至不择手段。

“敬畏”缺失了，“匮乏”却随之而来。绝大多数50后和60后都经历过物质匮乏，农村出身的自不必说，城市出身的即使有严重城乡剪刀差“庇佑”，即使大饥荒时期曾牺牲农村力保城市，但他们仍有饥饿经历，食物之外的其他物质则更匮乏。

因为物质匮乏，也因为必须要在残酷政治运动中自保，这一代人极度功利，凡事都以“有用无用”、“有利无利”作为标准。

最深远的影响还是逻辑教育的缺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始终占据主流，一种声音一统天下，这也使得50后和60后习惯了“永远正确”，很难容纳不同声音，也不懂得如何理性辩论。

加上凡事上纲上线的熏陶，他们很难就事论事，习惯用并不符合逻辑的武断论调处理各种事情。也正因此，在涉及公共辩论时，常常出现底线一再下移的情形，比如扣帽子、谈“动机论”，都是拉低辩论智商的行为。

有次出游，早上在酒店吃自助早餐。一位五十多岁、北方口音的大妈在取了一份食物后，又开始选择酱料，众目睽睽之下，她竟然用酱料勺将每样酱料一一塞进嘴里尝试，再旁若无人般将沾了口水的勺子放回酱料碗。

饶是见多识广的五星级酒店服务员，见此情景也目瞪口呆，上前劝阻时却遭大妈大骂，其中有一句是：“我们家吃饺子都用一个醋盘子，吃火锅都用自己的筷子，你装什么文明！五星级了不起啊！”

这并非极端的例子，尤其她的说法值得玩味。在她眼中，公域和私域之间并无界限。将道德、文明视为“假正经”、“瞎讲究”，当自己的不文明遭遇外界抨击时，就以辱骂甚至动手的方式去解决，这其实与他们成长期的思维模式一脉相承。

也就是说，这代人的成长期出现了大量空白和盲点，无论是道德、审美还是知识，他们都未曾得到好的引导，甚至背道而驰。因此，他们尽管普遍讲究权威，喜欢说教，但很难以身作则，为老不尊更是常态。

06

曾听过这样一个观点：一些曾经历过文革的人痛定思痛，对自己年轻时的荒唐表示忏悔，但他们的结论却是“年轻人绝不能这样犯上”，故而重拾国学（实则他们提倡的基本是“伪国学”，或者是国学中最缺乏独立性的那部分），强调服从和孝道。

这种思路引发了潮水般的嘲讽，最具代表性的反驳意见是“你们年轻时靠打砸抢、批斗老师与亲人，赢取社会话语权，老了又开始讲传统，强调尊卑辈分，逼年轻人听话，以求维护话语权。这不是什么便宜都想占尽吗”？

翻看历史，代际冲突从未像如今这样剧烈。早在九十年代，五零后和六零后尚未进入老年期，仍掌握社会话语权，他们将自己的孩子指斥为无用的一代人。在他们看来，七零后荒唐激进，普遍是独生子女的八零后，更是自私的一代。

如今，年轻人逐步夺过了话语权。上网随便找一篇“扶起倒地老人反遭讹诈”、“公交车上未让座遭老人殴打”之类的新闻，后面都是海量跟帖，遍布着“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老红卫兵就这德行”之类的观点。

许多“广场舞大妈”们将这种代际冲突激烈归咎传统的缺失，这已经可笑到荒唐。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一向缺少独立思考和逻辑思辨。满清入关后更是采取残酷压制手段，因为民众越愚昧就越听话，这也是中国近代被动挨打的关键原因。

如今“广场舞大妈”们所提倡的传统，也多半强调服从，究其根源也是希望年轻人听话。但人类文明走到今天，依靠的是独立思考、科技进步，个体的独立性已经使得“强调服从”成为逆流。更何况，几十年前奋力破四旧的恰恰是如今的老人，这种无法自洽的逻辑更使得观点沦为笑柄。

07

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

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也配不上大奸大恶，所以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丑类的邪恶”。

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

这段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一直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当然，这样的话会令今天我们所有有良知、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人感到愤怒，会刺激我们大多数网上的愤怒青年们。

“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资格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呢？”

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我们的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群群氓！她们的这种群氓心理正可怕的侵染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在。

“广场舞大妈”人生辛苦，但并不一定善良；“广场舞大妈”生活不易，但她们愚昧无知。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似乎天然地把“广场舞大妈”这个群体当作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我们恰恰没能够真正深入她们的生活，了解到她们思维的本质：

“群体犯罪”的可怖性。

八十多年前的鲁迅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因为老百姓们传说此塔的砖块搬回家可以“辟邪”，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你一块，我一块，纷纷搬回家，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我就搬一块砖头，不算犯法啊。于是，最终，雷峰塔在这样“集体无意识犯罪”的行为下，轰然倒塌，尸骨无存！

这种思维的普遍性，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鲁迅笔下，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百姓”的功劳，每个人贪一点小便宜，抱一块砖回家，造就了一个悲剧。而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的话，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么简单。

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百姓都是无辜的、善良的。

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辞。

像“广场舞大妈”这样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们没有发现“百姓”的任何善良之处，恰恰相反，我们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跳舞权），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

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害。中国式“群氓”们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恶心理下，是比“广场舞公害”严重数千倍的社会损伤。

08

从“大战华尔街”的“中国大妈”诞生开始，所有的人类记忆中，此后她们就再也没有做对过什么，此前她们做错了的事情也将在“中国大妈”概念下进行历史性的追认补刀。她们确凿做对了的事情应该只有一件，就是生下现在来取笑她们的男男女女，一边哄笑一边映衬出“我们不是大妈”更不是“广场舞大妈”的自豪。

有人说，可不可以给“广场舞大妈”们一个不被人类文明唾弃的机会呢？这会让我们想起一则伊索寓言：当你给狼念圣经，劝其从善，狼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说，快结束吧，又一群羊过去了！

-END-

理性从一元赞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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